据汤森路透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交易活动的规模6820亿美元，其中1010亿美元(即15%)涉及中国买方。中国第一季度境外交易总额逼近2015年全年1090亿美元的交易纪录，这引起了全球瞩目。
市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收紧资本管制的背景下，这些企业为何加速大规模的海外并购，尤其是部分资金来源不是那么透明。但是，现在市场更担心的是这种出手阔绰且志在必得的并购风格可能会带来风险，似乎目的纯粹是想把手里的钱花出去一样。比如安邦在竞购喜达屋时不断提高报价，但最终被认为未能展示出支持其收购喜达屋的融资能力而失败。该公司早前以65亿美元收购了黑石集团的一笔酒店资产，而黑石仅仅在三个月前才拥有这笔资产，黑石100天就赚取了4.5亿美元。
这让人想起日本在1980年代的经历，那时日本企业雄心勃勃的要“买下美国”，尤其是以过高的价格收购酒店、写字楼、公寓等“具有标志意义的炫耀性”不动产，但最终都以巨额亏损告终，因为他们出价过高。中国一些企业似乎在重蹈覆辙，因为他们可能过多考虑的是汇率因素，而缺乏对目标公司的管理运营能力，同时又溢价过高。根据计算，中国企业出价对目标公司的估值为33倍的市盈率左右，这意味着收益率过低。
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以及依靠与政府亲密关系的发展策略在其他国家并不能行得通，这些也是并购风险之一。当然，管理文化上的劣势迫使 主要关注资源以及不动产领域，这些都对管理要求较低，主要依赖市场需求与资产升值。
在次贷危机前后，中国海外收购主要集中在能源与矿山领域，由于中国的市场需求导致 价格大涨，然后中国企业在市场价格高峰的时候大规模收购以确保供给。随后，中国需求减少，这些海外收购损失惨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国内，在需求低谷时中国推动了煤矿私有化，等到煤炭需求与价格高涨的时候，地方政府开始推动煤矿国有化，现在煤价疲软，大部分国有煤矿负债累累。国有企业收购缺乏一种长远的目光与市场逻辑，而且这些收购大部分用了过高的杠杆。他们所进行的并购活动更多的是体现行政因素。
目前，中国海外并购主要由安邦 、万达集团以及复星集团为主，他们想要模仿沃伦·巴菲特。巴菲特成功地将一家保险公司发展成了市值3510亿美元的企业集团。安邦用“向巴菲特学习”来解释自己的并购行动。复星董事长郭广昌也将巴菲特视为偶像，模仿其使用保险资金和价值投资战略。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如此激进的大规模收购自己并不熟悉领域的资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并购活动目的可能更多体现在财富转移，尽管各自都做了大量研究以令自己的投资行为理性化，但从过高的出价看，这在商业上难以解释。这次并购潮又一次引起发达国家的“紧张”，也提高了中国公司海外收购的门槛。
